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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淑英:学习管理理论的建议
作者: 2019/06/08 21:57:24 阅读数:


 

管理研究已经有100年左右的历史。在这期间,学者们提出了很多理论,用来解释产业、组织、团体和个体的行为。2017年,徐世勇和李超平组织国内学者翻译了《管理与组织研究必读的40个理论》。现在,他们又组织国内学者编写了《管理与组织研究常用的60个理论》。这两本书一起,对西方学者提出的绝大多数管理理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。考虑到理论建构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,一本系统介绍管理理论的书,对于从事科学研究的学者来说,无疑是极为宝贵的资源。相信这两本书的出版,会激发中国学者更多地去开展理论启发下的或启发理论的实证研究(theory-inspired or theory-inspiring empirical studies),为理论构建去解释或解决实践问题做出更大的贡献。

学习关于社会现象的理论,与学习关于自然现象的理论不同,必须关注理论提出的时间或时代(when)和空间(where)背景与基本假定(assumption)。毕竟,社会现象及其相关知识是高度情境化的。不管是正式的情境,还是非正式的情境(包括社会和文化规范、经济和政治制度,以及历史和地缘政治)都各不相同 (Tsui, 2007; Tsui et al., 2007)。通过构建理论来解释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,必须对该现象发生的背景与情境有深入的理解。对于组织层次的现象,情境可能包括国家、地域和行业等。对于个体层面的现象,情境包括组织或部门、团队内部的结构与文化因素,以及社会、家庭状况和个体特征。在某一社会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理论,在另一社会背景下可能有意义,也可能没有意义。情境化是中国管理研究(Tsui, 2006; Whetten,2009)、本土学术与理论发展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(Tsui,2004, 2018; Van de Ven et al., 2018)。大家在阅读本书中的理论时,一定要考虑清楚这些西方理论的情境假定,在中国情境下是否有效、是否有意义。

理论是对两个或两个以上事件,或者两个或两个以上实体之间,难以解释的关系的一种可能性的解释。理解理论的基本假定,并评价假定的真实性或合理性,是理论预测效度的关键。让我用绝大多数管理学者都熟知的委托-代理理论(Jensen and Meckling, 1976)来说明我的观点。这一理论有非常清晰的假定。第一个假定是,作为代理人的管理者,与委托人(所有者)的目标并不完全相同;第二个假定是,代理人是自私的,他们的行为会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。基于前面两个假定,委托人必须建立激励机制,尽量让代理人的利益与委托人的利益保持一致。股票期权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,它让股东价值最大化也符合代理人的利益。

但是,如果这两个假定有缺陷或不合理呢?那随后所做的一系列预测就会失效。而且,由于存在循环效应(Risjord, 2014),即使假定最初不是现实,也有可能成为现实。正如Ghoshal2005)解释的那样,出于好心或利他考虑的管理者(代理人)可能会因为委托人的预期而表现得自私。Ghoshal认为,假定都会自我实现,糟糕的管理理论可能会排挤好的管理实践。因此,符合现实且有效的假定是一个好的或有用的理论最重要的基础。

简单、综合的理论比复杂、具体的理论更为有用。有多个中介变量、调节变量及多因素交互效应的理论,就属于复杂的理论。讽刺的是,这些复杂理论的边界条件限制了它们的预测作用。换句话说,这种理论适用于非常具体的情境。正是由于这些理论适用于非常具体的情境,因此才导致这些理论的发现难以复制。当然,确定理论的边界有助于为理论的使用划清界限。然而,成功地发现多因素交互效应及主效应的消失,并不能对一般的知识做出贡献。这表明,该理论还不足以在各种情况下都具有预测性。有趣的是,未能发现调节效应,只有持久、稳健的主效应,恰恰为该理论的普遍有效性提供了证据。只有有限几个假定或条件的一般理论,更有可能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种情境中解释类似现象。大家在阅读本书时,需要去判断哪些理论更为普遍,哪些更为具体且有更多的边界条件。

考虑到社会现象的情境性,我鼓励大家抱着怀疑skeptical)的心态,去使用这60个西方理论中的任何一个。如果该理论的基本假定,在你的研究中无效或没有意义,你在研究中就不应该使用这一理论。如果某一个理论激发了你的兴趣,请认真分析该理论,判断该理论对你要研究的问题是否有价值。这个问题在中国有意义吗?使用与问题不匹配的理论,就像给一个没有病的人开药。你不一定会杀死病人,但你对病人也没有任何帮助。找出在中国情境下,特别值得去研究的重要问题。然后,在本书中找到一个用来解决类似问题的理论。理解该理论中的假定,并进行必要的调整,确保其对中国情境下的问题有意义。在某些情况下,你可能会发现预测与原始理论完全相反,这也是有可能的。

肖知兴与我(Xiao and Tsui, 2017)的论文是西方已有理论的情境化应用的极好示例。结构洞理论(Burt, 1992)预测,在社会网络中,更多的结构洞将给个人的职业成功带来更多的积极回报。这是基于一个假定,即在结构洞理论建立的情境下(高个人主义的美国社会),竞争行为和对有价值信息的控制或战略性使用是可接受的行为。在重视合作和信息共享的中国社会或情境(比如在某些中国企业)下,这一假定可能是无效的。在仔细分析了情境差异后,我们不得不对这一理论进行了修正,假定结构洞与一个人的职业成功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,并以中国四家单位为样本,验证了这一新的假定。

西方学者在不同层次、不同的情境中提出了很多理论,来解释令人困惑的现象。本书可以帮助中国学者快速了解西方的这些理论。本书和《管理理论构建论文集》(徐淑英等,2016)一起,应该可以帮助年轻学者了解理论发展的过程,研究学者如何识别或建立逻辑体系来解释有趣的谜题或问题。

对国内管理研究学者来说,本书是非常宝贵的资源。它能帮助国内学者去了解一个理论的结构、潜在的假定与旨在解释的问题。而且,中国学者可以通过批判性地检验假定的有效性和情境的类似性,将这些理论成功地应用于中国情境中。通过这种怀疑的方法,国内学者将有更佳的机会去准确地解释中国的现象,并给国内管理实践贡献可信的知识。我鼓励大家去阅读这本有意义的书,负责任地学习和应用这些理论。

(本文作者 徐淑英,美国圣母大学杰出特聘教授,美国管理学会(AOM)院士、第67届主席,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(IACMR)创会主席,《组织管理研究》(MOR)创刊主编。)

参考文献

o   Burt, R. S. (1992). Structural Holes: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. Cambridge, 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.

o   Ghoshal, S. (2005). Bad management theories are destroying good management practices. Academy of Management Learning & Education, 4(1), 75-91.

o   Jensen, M. C., & Meckling, W. H. (1976). Theory of the .rm: Managerial behavior,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.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, 3(4), 305-360.

o   Risjord, M. (2014).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: A Contemporary Introduction. New York: Routledge.

o   Tsui, A. S. (2004). Contributing to global management knowledge: A case for high quality indigenous research.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, 21(4), 491-513.

o   Tsui, A. S. (2006). Contextualization in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.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, 2(1), 1-13.

o   Tsui, A. S. (2007). From homogenization to pluralism: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research in the academy and beyond.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, 50(6), 1353-1364.

o   Tsui, A. (2018). Commentary on ‘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engaged indigenous scholarship’ (Van de Ven, Meyer, & Jing, 2018).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, 14(3), 463-466.

o   Tsui, A. S., Nifadkar, S. S., & Ou, A. Y. (2007). Cross-national, cross-cultural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research: Advances, gaps, and recommendations. Journal of Management, 33(3), 426-478.

o   Van de Ven, A., Meyer, A., & Jing, R. (2018).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engaged indigenous scholarship.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, 14(3),449-462.

o   Whetten, D. A. (2009). An examination of the interface between context and theory applied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organizations.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, 5(1), 29-56.

o   Xiao, Z., & Tsui, A. S. (2007). When brokers may not work: The cultural contingency of social capital in Chinese high-tech firms.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, 52(1), 1-31.

o   徐淑英,任兵,吕力. (2016). 管理理论构建论文集. 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.